“箕裘不坠 浩气长存”——此次陕师大图书馆读书节非遗系列活动，有幸邀请到我校教师执笔，结合自身对非遗的学术研究、实践探索，用文字传递对非遗文化的独到见解，分享传承过程中的珍贵心得。

四期分享、四篇深度好文，邀您一同探寻非遗文化的深厚底蕴，读懂其背后的历史脉络与文化价值，开启一场兼具知识与温度的非遗品读之旅。

本期作者

张自春，云南禄劝人，西北大学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南京大学文学博士，日本早稻田大学访问学者。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现象研究。

关注生活中的“流风遗俗”

在我的老家，每逢集日，总能看见各族人民穿戴着五颜六色、形式多样的服饰，在人们所售卖的物品中，也常常能看到各种样式的刺绣、用竹编制的各种形状的用具以及手工制作的狮子、小狗等动物形状的红糖等。

小时候，每每见到，除了觉得“好看”之外，仅仅将它们看作生活中常见的日用品，如衣着、装物品的工具以及吃的东西等，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才逐渐认识到：这些东西不仅融合了实用性和审美性，更有着深深的传承在里面——衣帽服饰的制作，不仅要讲究裁剪和缝制，还要在图案设计、压边镶边以及刺绣配色等方面下功夫；竹木制品的工具在制造时，不仅要讲究材料的柔韧性，更需要在物品形状固定、篾条的粗细搭配等方面费心思；从甘蔗或粮食中提取、熬制成型的糖饴，不仅有复杂而耗时的制作工序，连制作成成品前的模具的制作和选择，都要十分的讲究，用木质还是石制或是金属的材料，都有考究，模型选用马蹄、狮子、小马抑或是简简单单的碗状，都需花费心思。

图为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凤羽古镇年集上，当地村民挑选新衣

这一切，往往都是在几代人口耳相传之间，不断实践和积淀的结果。至于至今还广泛存在的婚丧嫁娶、祭祖祭祀、节庆活动中的程式、礼仪模式等，虽然在各个时段可能会有一些修订和变革，但也都是代代传承下来的，是传统的延续。这些以口耳相传为主的方式传承下来的、有着深厚的积累的“流风遗俗”，实际上在今天都属于“非遗”的范畴。

“非遗”即“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所囊括的内容是很广泛的。根据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它包括“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以及“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5个方面的内容；我国201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则将“非遗”分为“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体育和游艺”“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6个方面的内容；按照国务院认定国家级非遗项目的类别，则总共分为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及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等10种。截至目前，我国已有昆曲（2008）、京剧（2010）、篆刻（2009）、活字印刷术（2010）、中医针灸（2010）、太极拳（2020）、蒙古族长调（2008）、赫哲族依玛堪（2011）、二十四节气（2016）、春节（2024）、中国蚕桑丝织技艺（2009）等44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的非遗代表名录；中国国务院分5个批次公布的国家级非遗代表项目则达到1557项，算子项目则达3610项，仅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就先后分6批认定了3998人，另外还有大量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等，可见我国有着丰富的非遗宝库。

虽然也有人指出，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东西并不能天然地被当作“非遗”来看待——如苑利在其《中国非遗保护启示录》一书中的多篇文章中表示，户县农民画、泰山封禅、公祭活动、文学作品、道德理念等是否为可被归入“非遗”，需要辩证地对待，但只要我们细心观察、寻访、探问，生活中能接触到的非遗因素，是很多的。从民间讲唱的民歌、故事到有专门传承人口唱演绎的史诗；从小摊小贩制作的非遗美食到专业、标准化生产的传统工艺制品，从民间彩绘等绘画作品到古典艺术作品制作工艺等，都是生活中广泛存在的非遗。只要多加关注，非遗就会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们也渐渐地会树立起对非遗的研究、传承的理念。在关注并进一步了解非遗之后，也要能基于兴趣进一步深入研究非遗相关问题，如果持之以恒地钻研，终有一天，也能成为研究和传播非遗文化的内行人。

著名作家沈从文以写作《边城》等文学作品广为人知，但其在非遗领域的研究也为学术界做了开拓性的贡献。1949年，因为种种原因，沈从文一度想要自杀，获救后停止了文学工作，但参加过北大博物馆的陈列等工作的他，随后转入北京历史博物馆（后更名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工作，着手开展陶瓷、丝绸纹样、刺绣、服饰等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后来因为自己的兴趣和积累，在周恩来指示下着手编写《中国古代服饰资料》，仅8个月时间即完成初稿，虽然该书几经坎坷，于1981年才以《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为名出版。这部25万字、有插图700幅且彩图占100幅的著作，被认为“填补了中国物质文化史上的一页空白”，沈从文也被认为是“研究中国古代服饰的第一人”。

另一个著名作家冯骥才，从1970年代末开始，陆续给文学界贡献了《义和拳》《铺花的歧路》《啊！》《雕花烟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莲》等小说作品，以其独特的风格被看作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津味”小说、“文化风俗小说”的代表人物，但自1994年天津进行旧城改造开始，冯骥才的工作逐渐地转向了非遗保护。彼时，因为天津要拆除老城，冯骥才为保护老城文化奔走呼吁，并以实地考察、拍摄的方式，以图集的形式留下了天津老城最后的形象。其后，他曾在2002年发起“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工程”并在次年该工作真正启动后，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通过义卖画作筹款等方式设立基金开展实际的非遗保护工作，不遗余力地付出。还主编了“中国民间泥彩塑集成”“中国唐卡文化档案”“中国民俗艺术”“中国民间剪纸集成”“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总目”等系列非遗资料丛书，并出版了《非遗学原理》《冯骥才文化遗产保护文库》《漩涡里：1990-2013 我的文化遗产保护史》《为文化保护立言》等与非遗相关的著作，同时他在创作、教学、绘画等方面的工作也仍陆续取得更多、更大的成就。

这些学者的非遗工作成就有目共睹，他们转而向在非遗工作领域耕耘并取得重大成就的经历告诉我们，非遗工作并非轻松、容易，但只要认真投入，总能贡献自己独有的力量。

非遗工作也并非容易。冯骥才教授在其2024年的著作《非遗学原理》中指出，非遗主要有六个特点——非物质性、民间性、集体性、传承性、活态性、地域代表性，在非遗工作中，要深刻把握非遗的特点，才能把非遗工作做好。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特别重视对民间文学的采集和研究工作。1953年，云南人民文艺工作团曾组织队伍到今石林地区的彝族地区广泛搜集彝族撒尼人民间叙事诗《阿诗玛》的作品，并将其整理为完整的作品出版传播。但当时的公刘等知识分子整理者在将作品由彝族语言译为汉语时，认为原材料中用彝语表达的“母亲来梳头/梳得像落日的影子”在汉语的习惯中说不通，因此“大胆”地将其改为“母亲给她梳头/头发闪亮像油菜”，从而成为此后经常被举例为译介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的反面案例。

几年后，由云南大学中文系师生为主组成的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德宏调查队经过了细致的工作，搜集并整理成傣族民间叙事长诗《娥并与桑洛》，在作品中有“姑娘们穿着绸裙，/像水塘里的鸭子一样美丽”“勐根雨后的草地/，爬满了金蚂蚁；/勐根美丽的姑娘，/比金蚂蚁还多”“桑洛的母亲，/一句话不说，/脸酸溜溜的，/弯得像犁耙”等句子，作品出版后，有读者认为，以上内容中，将美丽的姑娘比成鸭子、把女性的脸比成犁耙、把美丽的姑娘比成金蚂蚁等，都是不够美的，从而也引起了对该作品的整理水平的广泛讨论。

另外，1956年，著名的维吾尔族民间机智人物故事《阿凡提的故事》发表后，学界也曾讨论过阿凡提的“傻”是真傻还是假傻的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如果了解非遗的特性，注意考察和研究非遗作品的地域性、民间性以及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表达习惯、民间文学作品的想象力以及各地方对不同的物象如鸭子、蚂蚁等的态度等，并加以实地调查、访问和研究，得比较客观的结论，也不难。因此，在非遗工作中，也要注意转换视角、态度，要讲究工作和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基于非遗本身来探讨问题，避免先入为主和想当然。